问一个外国访客种姓是什么,答案通常是四级的台阶:祭司在顶,武士、商贾、劳力在下,再下面是根本不在台阶上的人。这个模型出自两千多年前的文本,而种姓不是这样运作的。
真正的运作单位是另一样东西:jāti。一个 jāti 是一个有名字的群体,小则几千人,大则几百万人,通常出现在特定地区,通常内部通婚,通常与一门传统行业相关联。这样的群体有成千上万个。它们在本地互相排出高低,而排法一县与一县不同,也从不构成一套全国统一的次序。两个 jāti 可以在相邻的两个县里各自居首,又在对方的县里居下。
这个区分不是学究式的挑刺。关于种姓的几乎每一处混乱——包括十九世纪那场把它固化成全国体系的人口普查所造成的混乱——都来自把这份四等文本模型当成对社会的描述,而不是当成一批人希望它成真时所提出的主张。
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是现实的
三道锁
不论起源如何,种姓是靠三道机制维持的,值得把它们分开说,因为它们后来的表现完全不同。
第一道是内婚:只在群体内部通婚。这是真正承重的那一道,也值得弄懂为什么。职业可以在一代人之内换掉,排序可以被争,但一个只在自己人之间通婚的群体,会把自己作为一个群体复制下去:共有一套亲属网络、义务和继承下来的名声,与成员靠什么吃饭无关。Ambedkar 在 1916 年就提出这个论证,当时无人理会,如今被视为种姓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内婚不是种姓的一个特征,它是生产种姓的那个机制。
第二道是世袭职业:一个群体与一门手艺的绑定。这种绑定从来没有模型暗示的那么彻底——多数村庄的职业流动性都超过四等方案的许可,饥荒、迁徙与需求一直在把人从一个行当挪到另一个。但关联强到群体的名字常常就是它的行业。
第三道是共食: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在什么条件下。这是产生最可见的日常排斥的那一道,也是最不统一的一道——关于熟食、关于水、关于座次、关于用哪只手用哪只器皿的规矩,各地差异大到任何一份全国性的描述,遇到一个具体的村子就会失效。
执行:法律之前与之后
历史上,执行靠 jāti 的评议会:一批长者,有权罚款、有权抵制、最后有权开除。开除是最重的制裁,因为它把人从一个提供信贷、换工、婚配与养老支持的网络里移出去。评议会不需要国家,它需要的是「没有人承担得起被赶出去」这个事实。
独立之后,法律基础被分阶段拆除。宪法第 15(2) 条禁止在进入商店、餐馆、水井与道路方面的歧视。第 17 条直接废除「不可接触制」,1955 年《公民权利保护法》把实践它定为刑事犯罪,1989 年又有《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教育与公职的保留名额,则为这些群体打开了一条进入此前被排除在外的机构的宪制通道。
这一切改变了游戏规则,而没有一样改变婚姻市场。三十年来的全国调查——以《印度人类发展调查》最为连贯——显示十桩婚姻里有九桩以上发生在 jāti 内部,这个比例自 1970 年代以来动得极少。法律可以禁止一家餐馆里的歧视。它没法让一个家庭接受一个出身不对的儿媳,而多数婚姻是家庭安排的。
真正松动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松的
三道锁没有一起松,而它们松开的先后次序,解释了现代印度的很多事情。
职业松得最早,也最彻底。城市化、普及教育与脱离农业,在两代人之内打断了很大一部分人口身上「群体」与「行业」的关联。一个传统上以织布为业的 jāti,如今里面有教师、工程师、店主与软件开发者。名字留下来了,行业没有。
共食在城市里松了,在乡村里松得少得多,而且按场合松得不均匀:工作场所与公共交通不执行它,婚礼与庙里常常还执行。
内婚几乎没动。这是核心事实,也是种姓在一个已无法律地位、歧视已是刑事犯罪的国家里,仍然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原因。一个成员互相通婚、互相继承、彼此出席葬礼的群体,就还是一个群体——不论成员是否还共用一个行当或一张饭桌。
为什么普查比经典更要紧
还有一块机制该放在这里,因为它是外人最常漏掉、而印度学界已经做得很细的部分。
四等模型是在十九世纪变成全国性事实的,靠的是行政实践,不是经典。1871 年起十年一次的普查要求每个人都进一个类别,而这个类别必须在一个有着成千上万套地方体系的次大陆上保持一致。结果是一项排序工程:地方性的 jāti 被编进一套统一的等级,印成表格,用于募兵、用于地籍、用于公职分配。
Nicholas Dirks 的论点是:这不只是记录了一套已经存在的体系,它改变了体系的形态——从一组地方性的、可争的安排,变成一套有档可查的全国秩序,而人们可以围绕它动员。这个读法的证据很强,而它带来一个让人不舒服的推论:无论想单怪传统还是单怪现代性,都站不住——被描述的东西与描述它的那个动作,分不开。
这也是数字为什么有争议。2011 年普查公布了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的数字——占人口 16.6% 与 8.6%——但没有公布 jāti 本身的数字。同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种姓普查收集了种姓数据,而只公布了汇总表。任何引用精确的 jāti 数量、或某个「落后」类别精确总数的人,引的都是一个取决于用了哪份名录的估计。
这留下了什么
一套机制,不是一个判决。一个 1950 年法律基础被废除、最可见的排斥已成为刑事犯罪、职业内容在城市里大部分消解、却仍然稳定自我复制的体系——因为婚姻市场从未被触动。
这就是这个问题目前的状态,也解释了印度关于种姓的争论为什么这么激烈、又这么没有结论。争论各方在事实上并不分歧。他们分歧的是:当一座承重结构被留在原地时,一个社会还能改变多少。
来源与核对
- 印度 2011 年普查 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主要普查摘要;人口占比 16.6% 与 8.6%
- Desai, Sonalde 与 Vanneman, Reeve 《India Human Development Survey》(IHDS-I 2005,IHDS-II 2011–12),马里兰大学与 NCAER——按 jāti 统计的婚姻模式
- Ambedkar, B. R. 《Annihilation of Caste》,1936;及〈Castes in India: Their Mechanism, Genesis and Development〉,1916
- Dirks, Nicholas B.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
- Dumont, Louis 《Homo Hierarchicus》,1970——以及它引出的大量批评文献
- 印度政府 《宪法(表列种姓)令》1950;《公民权利保护法》1955;《表列种姓与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