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次大陆的大部分地方,一种宗教是走陆路来、由国家装上去的。在这条海岸,它是坐船来的,而这个差别不是装饰性的。随季风来的宗教不带军队,带的是一群商人,而他们要向本地统治者要三样东西:一个住处、一套自己断事的办法、一张盖庙的许可。他们拿到的东西叫「赐状」,而赐状就是那个机构。
这就是马拉巴尔海岸这些建筑为什么长成这样。它们不是别处建筑的弱化版。它们是一场谈判的结果——一个对港口有用的社群,把自己嵌进一片本来就有建筑语法的地景,并且用了本来就在那里的工匠。
为什么走海路会改变机构
坐船来的社群,是带着一位头人、一套习惯法和一门生意来的;本地统治者的问题不是「要不要让他们改宗」,而是「怎么收他们的税又不把他们赶到下一个港口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工具,是印度洋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一类文书:刻在铜牌上的特权赐状——授予某个具名社群在特定街区居住的权利、由自己的头人按自己的规矩断事的权利、征收或豁免某些税费的权利,以及建庙并维持它的权利。
这条海岸上的基督徒社群与犹太社群都持有这样的铜牌,而上面的措辞是行政的,不是神学的:名字、税项、地界、罚则。这就是它与「改宗」最根本的区别。改宗改变一个人的宗教;特许状改变一个社群的法律位置,而把社群原样保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社群的语言、内婚、饮食规矩和自己的法庭,能维持几百年。
一个主教在外地、地主在本地的教会
多马派基督徒是最极端的例子。他们的传统把到达定在穆吉里斯——胡椒贸易的大港——公元 52 年,并列出七座教堂加半座,即「七座半」,全串在潟湖与海岸一线,没有一座在内陆。此后约一千年,这个社群属于东叙利亚网络:礼仪用叙利亚语,主教从波斯来,而会众里几乎没有人懂礼拜所用的语言。
这个安排产生了一种很特定的权力分布。因为主教来自外地,他也就长期不在——一位主教可能只来一次,然后死在波斯。真正管事的职位是「副主教」,一个本地任命,掌握财产、收入和教士纪律。换句话说,一个遥远的主教团不会削弱本地机构,反而会把本地管理者固化下来:他成了社群与那个远方权威之间永久的接口。
1599,与 1653
葡萄牙人带来的是一套不同的权威观念:保教权——由王室任命主教,教会运行在国家之内。一个有民选副主教、有波斯主教的社群,装不进这个模子。1599 年 6 月,果阿大主教梅内塞斯在乌达亚姆佩鲁尔(迪安佩尔)召集会议,要求这个社群服从罗马。叙利亚文的书被判为异端,有一批被烧掉。1600 年,安加马利的总主教区被降为果阿下属的一个主教区。
五十四年后,副主教一派在马坦切里宣誓:不再接受任何欧洲籍主教——1653 年 1 月 24 日,即「弯十字之誓」,得名于人群抓着十字架上的绳子起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够得着十字架本身)。副主教被祝圣为马尔·托马一世。此后加尔默罗会一座教堂一座教堂地往回谈,到 1662 年收回了 116 座中的 84 座;剩下的 32 座,后来在 1665 年迎来了西叙利亚主教阿卜杜勒·贾利勒,成为另一条法脉。
当成神学读,这是一场关于礼仪与管辖权的争吵,五百年里生出了五个宗派。当成行政读,它更简单也更说明问题:一个社群的财产、收入和教士原本由本地一个职位管,现在要求这个职位服从一项外来任命。书被烧掉,是因为书正是旧安排的证据——它们证明这间教会从来不是罗马的,也从不需要是。争的是「谁有权任命」,因此也是「谁该被欠着」。
一座照寺庙的样子盖的清真寺
伊斯兰到这条海岸走的是同一条路,传统也把它放得很早:阿拉伯商人、一位名叫马利克·伊本·迪纳尔的圣门弟子、以及科东加卢尔的第一座清真寺。早期十座清真寺的名单保存在一部晚了好几百年才编成的书里,所以次序是传统不是档案——但它描述的结构完全可信,因为那正是这片海洋上每一个商业侨居社群的结构:一座清真寺,同时也是法庭、客栈和仓库的担保。
最能说明问题的那座建筑在北部塔拉塞里:奥达蒂尔·帕利,约 1806 年由凯伊家族的香料商人所建,地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买的。它没有圆顶,也没有尖塔。它有覆铜皮的坡屋顶,墙大部分是柚木,有檐廊,屋顶上立着几枚铜宝顶——和喀拉拉寺庙顶上那种一模一样。二层沿墙还做了一圈内置粮仓,仓盖同时是座位。
很容易把它读成「融合」,两种信仰的混血。更准确的读法是气候的、经济的。这条海岸年降雨约三千毫米,且集中在一季;平屋顶加一个圆顶在这里是坏建筑,坡屋顶才是对的。而懂得怎么起坡屋顶、怎么覆铜皮、怎么在脊上安宝顶的工匠,是寺庙的木匠。于是一个想要一座「五十年季风之后还站着」的清真寺的商人,雇了会盖的人,也就连他们的词汇一起雇来了。
还有那座会堂
第三个社群最小。马坦切里的帕拉德斯犹太会堂建于 1568 年,1660 年代在科钦从葡萄牙人转入荷兰人手中那段战事里被毁,随后重建。地面铺着据说来自广州的手绘瓷砖,钟楼是十八世纪加的,至今仍在使用——在一条如今多半是纪念品店的街上,它是英联邦范围内仍在运作的最古老会堂。
有一个细节值得留着,因为它把画面弄复杂了。这个社群内部是有等级的,而且用的是周边社会的语汇——按「最近才从欧洲和中东来」与「在这条海岸上已住了几百年」来分。一个有特许状的少数社群并不站在本地秩序之外,它会复制一个缩小版的本地秩序。这是整条海岸线的通则,三个社群都适用:走海路来,换来的是一个法律位置,不是一个另外的世界。
三个会众,一件文书
这三者共有的不是神学,是一种法律形式加一门建筑手艺。每一个都是带着特许状来的社群,每一个都由头人内部治理,每一个都用当时能雇到的工匠建造,因此每一个都造出了「身体是本地、礼仪家具是外来」的建筑——喀拉拉木构教堂里的叙利亚式祭坛,铜皮屋顶下的阿拉伯式讲坛,科钦街上的荷兰钟楼。
本柱一路在论证:这些传统由机构承载,而有趣的决断发生在机构里。在这条海岸,这个论证看得见摸得着——在石头里,在柚木里,也在一个事实里:屋顶告诉你这里下多少雨,门洞告诉你里面预备坐着谁。
来源与核对
- Brown, Leslie W. 《The Indian Christians of St Thomas》,剑桥大学出版社,1956;1982 年第二版
- Neil, Stephen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India: The Beginnings to AD 1707》,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
- Narayanan, M. G. S. 《Cultural Symbiosis in Kerala》,喀拉拉历史学会,1972——论铜牌赐状及其条款
- Prange, Sebastian R. 《Monsoon Islam: Trade and Faith on the Medieval Malabar Coast》,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
- Malekandathil, Pius 《Maritime India: Trade, Religion and Polity in the Indian Ocean》,Primus Books,2010
- Katz, Nathan;Goldberg, Ellen S. 《Who Are the Jews of India?》,加州大学出版社,2000